何三畏：法律何以成为禁忌？

与之不同的是，在当下监察体制改革构图中，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处于同一层级，而非隶属于政府的某一机关。

然而，它并不是足够严肃或合理的法学或社会科学思考。在本质上说，立宪强国论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个层面是物质、机构和制度的层面。郭绍敏：《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49]甚至有人推测，俄军在本次战争中的士气，尚不如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军队：士卒怯战之状态，大约较之甲午之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东方》实际上成为该时期国内立宪派言论的汇总平台。在《物质救国论》的附录中，他明确提议速开省、府、县、乡议会，以便为物质救国筹集款项。

在简单地将立宪导致富强的原因归结为合众策，聚群谋后，作者列举了英、美、日三个国家以立宪收获富强的历史过程：英吉利名为君主国，然凡百制度，必经劳尔得士门士上下两院三次会议，而后国君决之。[47]该文提及了日本海军在旅顺口实施堵塞作战(在俄军炮火下以自沉舰船的方式，封锁旅顺口，将俄舰队困在港内)时的一段插曲：又闭塞旅顺港口之举，实为天下最危险之业，当此任者，九死一生可预计者也。[35] 集中是对民主的指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现方式。

在《历史决议》公布和1982年党章修改之后的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认为，我们国家就党、政府、军队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作了明确的决定，即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由此可见全国人大代表对法制的重视。从序言到各具体章节，宪法中共有18处使用了必须。胡乔木在起草《历史决议》有关内容时，多次提出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也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实施宪法，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并且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引导全体人民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在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方面，三统一和四善于完善了党在法治运行中的领导地位和行为方式。

1982年党章的修改也为宪法的修改提供了政治支撑。[26] 文革结束后，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5] 从《历史决议》继续前溯，可以发现，反复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强调落实民主集中制，是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为总结文革历史教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二十七年的一些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决定起草一份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统一党内外思想，结束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

党章所陈述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然具有政治承诺的意义，但在我国它不单纯是党的政治宣示。[27]他在当年的另一份讲话中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二）维护宪法权威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

他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历史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胡乔木是《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参与起草了《历史决议》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

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是党章和宪法的共同要求。

[4]同上注，第308－309页。[34]因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起到模范守法的带头作用，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29]此后，1982年党章写明：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的规定之间具有规范上的直接关联性，前者应当成为宪法第5条规定的解释基础。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深知，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绝不容许对宪法根基进行任何损害。

他指出：在三十一年经验中，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确实表明了党在国家中的地位没有明确规定它的界限。同时，民主集中制也是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要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在该脉络之下，则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可以解释为，党的所有活动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调整范围之内，不能超出这一范围而进入不受宪法和法律调整的领域之内。（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范解释 1．党章的原则与宪法第5条的关系 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与宪法第5条中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有关讨论 研究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内涵，需要了解《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其起草过程和背景。[22]同前注，肖蔚云书，第568页。

无产阶级政党怎么样限制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的活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怎么样监督、限制党的活动，在这些方面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共产党员只占全国人口中的少数，必须同党外群众亲密合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祖国日益繁荣富强，直至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彭真指出，宪法修改草案中规定的各政党当然包括我们党，并且首先是我们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当然包括我们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并且首先是我们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由来 早在1954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了执政党遵守宪法的重要性。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邓小平年谱（19７5—199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页。党中央的权威来自于正确的理论和优良的作风，来自于对代表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与遵守。

文革之后，邓小平多次谈到如何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当然，序言与正文在规范效力的实现方式上存在一定区别，不能相互替代。

这样造成一种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里发展个人专断的条件。序言最后一自然段并非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更多的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框架设计，因此具有普遍的拘束力。

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党在如何发挥好领导作用问题上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深刻的教训。对执政党来说，全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我们党的高度自觉，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意味着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28]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在学理上，对于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学界虽有不同观点，但已形成基本共识，即作为宪法的组成部分，宪法序言具有宪法效力。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内容摘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明确规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要求。（三）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

在实践中，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党员干部缺乏宪法和法律意识，工作中突破法律和宪法的底线，没有自觉地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党在国家生活里一定要有它活动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不能违反的。